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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知青时光
2019-09-11 11:33:49


陈志坚知青照


陈志坚参加工作后到知青点旧地重游

1977年7月,我在玉溪一中高中毕业后,年仅十七岁的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 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到玉溪县知青办报名,加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潮流中。8月,经过三天的学习培训以后,按照各自父母所在单位划分后就奔赴不同的知青点,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因为我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我被划分在教文卫口,来到位于原玉溪县城关公社右所大队(现玉兴街道右所社区)小煤厂知青点。临行前,玉溪县知青办的领导给我们每人颁发一顶“亮眼”篾帽和一把锄头,作为上山下乡的纪念品和劳动工具。坐上右所大队派来接我们的手扶拖拉机,一路颠簸,兴高采烈地来到知青点,在带队老师及当地老乡的安排下,几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暂时成了我们知青的宿舍。

我们的知青点远离村子,四面是平房,东南面是大队养牛养猪场,西面做豆腐、榨米线,北面稍好点的房子就是我们知青的宿舍,中间是一块荒草满地的土场,除常年堆着一些不用的破烂外,主要用于晾晒小粉、豆 渣或者晒牛粪猪粪。虽然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但自从我们住进去以后,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把宿舍前面的水沟、空地进行清理,于是在我们面前,便有了一块不太宽但却可以休息娱乐的空地。每天收工回来,这里就会变得很热闹,知青们有的洗衣服,有的谈心聊天,看书看报,其乐融融,劳动一天的疲劳,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消退。

我们知青户由一名带队老师和十八名知青组成,其中男知青7名,女知青11名。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 毕业于不同的学校,虽然在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有许多的不一样,但在远离家庭和父母的生活背景下,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能够很自然地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谁有什么烦心事,大家都能相互开导,谁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大家都能尽力给予帮助。不管轮到谁做饭,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大家吃上简单而可口的饭菜。

记得当时我们加入知青队伍时,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情况逐步好转。我们这批知青的生活条件比起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下乡的知青要好得多。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每个知青每月均能凭供应证享受到优于城镇非农人口的粮油肉蛋的供应待遇。当时城镇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是男32斤、女28斤,而知青是男35斤、女30斤;县财政每月还发给菜金补助。由于我们知青户周围有一些空地,在带队老师的组织指挥下,我们利用休息时间,一锄一锄,一挑一挑,在荒坡地上开出了几块大小不等、零星分散的菜地并种上各种蔬菜。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种的菜就能自给自足。县财政每月补给每个知青8元钱的菜金补助,由知青户安排专人集中管理,主要用于买米买油,买肉买蛋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当时的物价不高,记得凭供应票证去买,猪肉0.84元一斤,猪头排骨肠子类折半0.42元一斤。加之带队老师的精心计划、大家勤俭节约,县财政发的菜金补助,基本能解决吃饭问题,这给每个知青减轻很大的生活压力,大家不会因为劳动能力、劳动技能不足而影响到生存吃饭等问题。由于基本生活有保障,知青们能克服思念父母亲人之苦,安心农业生产,并逐渐习惯农村的生活环境,在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中,实现着自己从学生—城镇青年—农村知识青年身份的转变,思想也从幼稚—迷茫逐步走向成熟。另外,每一个知青到农村去,县财政还拨给一定的安置费。知青户带队的曾贵老师就积极与右所大队领导商议,决定建盖知青住房,建房所需材料费以知青的安置费为主,不足部分由右所大队补助;右所大队基 建队派出技术骨干,率领知青们投工投劳,从挖土拓土基做起,我们挖基沟、搬石料、拌沙灰、砌墙,苦干实 干,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6 间土木结构的小平房就 建好,18名知青及带队老师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

知识青年到农村,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右所知青点后,我 们的主要劳动是参加右所大队台山坡改地,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大寨田。当时,台山上有许多零星分散,高低不平的低产坡地,我们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改造成几百亩联片的山地。当过农民的人都深知,这是一项体力消耗大,枯燥艰苦的劳动。为了按要求完成任务,我们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完毕后,就带着锄头、粪箕出发了。那时农村每天只吃两餐饭,吃饭时间一般是安排在上午11点左右,下午4点左右。我们劳动的地方距知青户所在地只有十多分钟的路,到了地里,我们按要求认真地挖土、挑土、整墒、平地……经过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的辛勤劳动,几百亩联片规范的山地终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时的我们,脸庞黑红,原来稚嫩的双手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衣服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衣服的双肩部位已磨破,脸面部表情也由最初的狂热、盲目的积极变得有些机械和自然了。

坡改地结束后,在右所大队农科员的指导下,我们开始在这几百亩山地上进行玉米新品种的试种。经过试种把较好的品种选出来,作为种子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虚心学习每个技术要点,踏踏实实地从打塘、播种做起,精心地呵护着每一棵玉米,不停地在地里劳作,为玉米施肥浇水,除草杀虫,从内心盼望着地里的玉米茁壮成长。因为它不仅体现我们的劳动价值,也寄托着我们心中对未来的希望。

随着地里的玉米不断成长,中耕管理的任务也随之加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用粪桶挑着粪水轻 快地走在田间地头,习惯了用双手一把一把地抓农家肥给玉米施肥。劳动锻炼,不仅强健了我们的体魄,也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格。随着收获季节到来,我们把一包包金黄金黄的玉米,挑到知青户周围的空地上进行晾晒,然后选出颗粒饱满、色泽金黄且无 病虫害的,作为来年的种子使用。决定做种的玉米,不能用刀子或起子等工具,必须用手一颗一颗地把它剥下来,反复晾晒干后,还必须作防虫处理,才进仓保存。我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深刻地感觉到,农村虽然大有希望,但文化知识匮乏。当时的右所大队,初中毕业的人都不多见,高中毕业的人就更少了。虽然知青户只有18名知青,但对周围的农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每天傍晚,当知青们收工回来后,都会有一些青年农民来到知青户,和我们谈天说地,聊天交流;在当地缺少小学教师时,大队干部会主动到知青户挑选代课教师;缺乏广播员时,就到知青户挑选。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期间,从不同程度弥补了所在地农村人才的不足,也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传播了新的观念意识、生活理念,在不经意间我们通过日常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悄然改变着农村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3月,我由知青户推荐,右所大队领导同意后担任大队广播员。主要工作 职责是: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及时宣传到群众中去,每天早、中、晚定时放三次广播,做好电线电路的日常维护,保证每家每户广播的正常使用。当时,右所大队正处在改造大寨田的高潮时期,每一处工地上都要求有广播宣传,以鼓舞士气。在 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要做好全大队每天三次的广播宣传,使广大农民在回家吃饭休息的时候,能及时听到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宣传,从而起到对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精心准备,做好改造大寨田工地上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时地收集宣传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先进劳动者的事迹,确保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在这段时间里,我既忙碌,压力也大,但却很充实,因为工作关系,我结识的农民朋友也越来越多,走在路上,不论男女老少,我们能亲切地打个招呼,或站在一起聊聊 家常。

我担任右所大队广播员近一年的时间里,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有两件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一是在一个改造大寨田的工地上,拉土的小推车不小心撞倒了立在工地中央的广播线杆子,拉断了广播 线。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急忙带上工具,一路小跑地赶 到事发地,来不及多想,就用两只手抓住广播线的两 端,一心只想赶紧把断掉的广播线接好。哪不知由于没有关掉电源,当我双手拉住广播线的时候,整个人瞬间成了导电体。这时的我,浑身麻飕飕,大脑一片空白,好在反应快,我用力甩开电线,才脱离险境。事后我才得知,由于广播线的电压小,短时间内只会伤人,不会致人死亡,如果是220V的照明用电,那就真危险了。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历险记,但至今我的父母都一 无所知,因为我从当知青的第一天起,就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决不让父母再为自己操心,更不想让父母担心我在农村的知青生活。时至今日,我不管在哪里,在对待电线电路的事情上,我始终是慎之又慎。

二是为了切实搞好每天三次的广播宣传,我利用空余时间,从收音机里寻找适合农村各个年龄段人群收听的节目,包括音乐、戏曲、少儿以及农业知识节目等,并认真记录播出时间,以方便转播。若在播出时间上有重叠的,我就先用录音机录制好再分别播出,尽量使农村广大群众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下,收听到自己想听的各类节目。经过我的努力,右所大队的广播收听率明显提高,几个月以后,只要到放广播的时间,在农户的院子里、路边或村中的大树下,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三五成群,有的人端着饭碗,有的洗着衣服,有的吸着水烟筒……静静地听着广播。记得那时的上午十点三十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广播节目时间,内容是儿童教育家孙进修主持的“小喇叭”节目。他用绘声绘色的儿童语言,讲述着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这个节目我是在无意间收听到的,我认为是当时最好 的少儿节目。在那个年代,农民的物质生活都还很困难,文化生活更谈不上,农民的娃娃没有条件受到学 前教育,也没有钱买儿童读物。所以我就下决心,每天都要按时转播好这个节目,努力为农村的孩子们送去 更多的知识和快乐,让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成为农村 的新一代。就这样,我克服许多困难,一直把这个节目的转播坚持下来。

慢慢地,我就发现,只要是播放少儿广播节目,村里打打闹闹的孩子们都会安静下来,或蹲或站地靠在墙角下,静静地听着广播里播出的“小喇叭”节目。平日 里,在孩子们相互嬉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孙进修爷爷的语言和口气。我很欣慰,因为这将会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和我的知青同伴们,从到农村的第一天起,都渴望学习,渴望知识。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更多 的渠道获取知识和信息,当时,知青户订阅了《云南日 报》《春城晚报》2 份报纸,大家都很珍惜。每天吃早饭时,邮递员都会送来当天的报纸,这也是我们最高兴 的时候。大家相互传阅着报纸,谈论着报纸上的新闻, 也设想着各自的将来。1977年底,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无不群情振奋,大家都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争分夺秒,认真复习,争取考上大学,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去学习成长。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田间劳作的知青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高考复习;收工回到宿舍,简单地吃饭洗漱后,知青户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夜深人静时,每个宿舍的窗前都还灯火通明……当时每个宿舍只有一张桌子,用于大家摆放日常用品。于是我们就把床当桌子用,在完成劳动任务的同时,努力地复习,复习着……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发榜时,我们知青户有3名知青考取大学,有2名知青考取中专学校。而我由于条件所限,高考前夕,都是独自一个人 生活在大队广播室一边 放广播,一边紧张地备考。高考当天,一大早,我就独自赶往四五公里外的玉溪一中参加高考,在紧张与匆忙中,却把最重要的准考证忘在了宿舍里,被监考老师挡在了考场外,在多方求情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一路小跑着返回住地去拿准考证。当我气喘吁吁地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时、高考第一天上午的语文考试已经快要结束了。就这样,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的努力,却换来了自 己第一次高考落榜的结果,内心难受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时至今日,每当想起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往事,我的心都还在隐隐作痛……如今,每当看到参加高考的学子子们有老师的精心辅导、有家长的精心呵护、有交警部门的交通保障、有社会爱心车辆的接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家庭、社会对参加高考的学子们的关心和关爱,让我在由衷地感叹的同时,不由自主地为高考学子们感到幸福。 送别上大学、上中专的知青,我们学习的氛围更浓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知识是我们立足社会的根本,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现状,也只有知识,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生。

1978年11月,玉溪地区面向下乡知青举行大规模的招工考试。我们在认真总结高考失败的教训后,刻苦 努力,认真复习,终于取得满意的成绩,全户13名知青,有10名成绩达到或超过录取分数线,高高兴兴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余下的3名知青,第二年也走上工作岗位。至此,全国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工作基本结束。

四十年前,我有幸成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队伍里的一员,四十年后,我坐在窗前,回忆我的知青生活,思绪万千,在回忆的过程中,也给我许多人生的新思考。一年零五个月的知青生活,我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将汗水洒进了培养自己成长的土地,在艰 苦的劳动中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它让我懂得什 么是人生,什么叫奋发进取,同时,也让我亲身感受到 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农民的纯朴和善良,在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地增进了与农民的感情。虽然我离开上山下乡插队的农村已四十年,但我与农民的情感却有增无减,难于忘怀,无论自己在乡镇,还是在机关,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自然而然地结合本职工作,设身处地地去为农村农民考虑,都会尽可能多的为农村农民创造 更多的便利条件,自觉地全心全意去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搞好服务。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农村的发展变化,从新农村建设到农民生活环境的改 善,从农田水利建设到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从农村税 费改革到农民得到实惠……农村的每一个变化,每一点 发展都会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由于有农民群众的关心爱护,帮助教育,才使 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生活做事、 做好事的本领,从而养成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老实 做人,扎实做事,敬业奉献,奋发向上的做人做事的品 德。这是我这辈子收获最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 生资本,它不仅对我个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 响着我的家庭、亲人、甚至还有我的朋友及同事……

【作者】红塔区档案局退休干部 陈志坚

附:带队老师和知青名单

带队老师 曾贵原玉溪二中副校长

郑 勇(玉溪煤建公司)

史玉英(红塔区卫计局)

郭亚钢(玉溪市政协)

冯以钢(玉溪市政协)

薛 涛(玉溪兽医站)

朱晓元(玉溪市体校)

盛 强(玉溪市食品公司)

 徐 超(景洪总站) 

陈志坚(红塔区档案局) 

白丽华(高新区财政局) 

夏季芬(红塔区旅游公司)

 史丽萍(玉溪市农行)

刘 淼(玉溪市百货公司)

 窦敏华(玉溪市三医院)

陈 华(玉溪市储运公司)

 王晓云(玉溪市烟科所) 

孙亚红(大营街粮管所) 

黄丽萍(个旧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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