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抗战最为艰难，昆明城频频遭到日本军机狂轰滥炸的时期，有一位年轻的民族学者决心只身独闯四川凉山地区，去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调查川西南凉山地区的奴隶社会制度。那年以前，他已经在广东、云南等地完成了许多社会学的专题调查，发表过许多学术文章，后世所熟知的《傣族史》《百夷传校注》等学术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调查中开始酝酿的。
他就是抗战时期西迁澄江办学的中山大学教师江应樑，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一位很励志的中大研究生
江应樑，1909年出生在昆明，十岁丧父，母亲改嫁，他被卖到一座寺庙里给一位和尚当徒弟。寺里的这位师傅叫月溪法师，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念过书。江应樑好学的精神打动了月溪法师，这位师傅便送他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还时常接济他学费和生活费。江应樑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先后考取公费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暨南大学。
1936年夏，江应樑大学毕业，以一篇《研究西南民族计划》的论文报考中山大学研究生，被录取到人类学组，导师是朱谦之和杨成志。从此，他确定了终身的学术研究方向。当时的中山大学对人类学非常重视，并作出了很多成绩，学校出版的《民俗》期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很受重视，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图书资料收藏也非常丰富，这些都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
1936年冬，江应樑随老师杨成志到粤北瑶山进行实地考察；1937年春，又参加了中山大学研究院和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海南黎苗考察团；1937年他与云南省地方政府合作，到云南省考察傣族社会情况，先后到达芒市、遮放、猛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七个土司地区，后经腾冲、昆明，于1938年5月回到广州。同年，他写出《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一书作为调查报告，顺利取得硕士学位。中山大学聘请他担任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程。
抗战爆发后，江应樑为中山大学文化教育馆撰写《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馆抗战丛书第五十三种出版。之后他得到一笔补助费，再次赴云南。不久中山大学迁到云南，选定澄江为办学点。1938年至1940年，江应樑大部分时间都在澄江任教，除授课外，还几度带领学生到澄江、昆明、路南、武定等地进行少数民族调查。
只身独闯凉山地区
1940年夏，中山大学迁回广东坪石办学，校方让江应樑继续留在云南，同时留下了三项任务：到重庆为教育部开办的边疆民族训练班和边疆学校教三个月的中国民族史；到大凉山调查彝族社会；调查西双版纳的傣族。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单位交办任务，却没有提供经费。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恶性贬值，学校发给他的工资，连生活费都难以支付。在重庆，江应樑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后，开始为第二项任务的旅费发愁。
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得知江应樑的调查计划后，就为他去找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帮忙。冯汉骥是留美回国的民族学家，听说了这位年轻学者的调查计划后，很慷慨地答应资助他完成凉山之行。
1941年2月10日，江应樑离开成都，坐船5天到达嘉定，这是他进入凉山地区的前哨站。在嘉定城中，他稍作休整，便又一个人沿大渡河穿过屏山、峨边两县交界，冒着被凉山奴隶主掳掠去做奴隶的风险，于2月23日到达马边县城，之后便深入大凉山地区，穿过美姑县的牛牛坝，西出昭觉县。他原计划想穿越大凉山腹地黄茅埂，却找不到当地人做保人，只好向东折入雷波县，再入屏山境，过了金沙江后，经云南绥江、巧家，于6月1日返回昆明。
江应樑的这次探险之旅起于嘉定，止于屏山，前后历经一百多个日夜。
6月3日，回云南后，江应樑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函中说：“在凉山中集中研究者两大问题：一为凉山罗罗之氏族社会组织；另一为开发大小凉山问题。前者拟纯由学术立场上探讨，后者则拟作一实际问题提出。”这应该是江应樑四川凉山之行的初衷了。
回到云南不久，江应樑写下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他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视角记录、讲述了大小凉山地区的地理环境、凉山彝族的来历、奴隶社会的形成、部落支派、家庭组织，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最为真实的世俗生活画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在看到《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的书稿后，写过一篇万余字的长文，登载在《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三期上，称赞作者是兼有丰富学识与实地考察经验的学者，这本书是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独立发现十月太阳历
当时，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的“生活文化”一章中记录了华夏民族共有的古老历法——十月太阳历。这段文字并不长，记录的内容却简明扼要，让人信服：
大小凉山中统一地行使着一种历法，非阳历也非阴历，是把一年划分为十个月，每个月固定为三十六日，用十二支来计日。十二支的名称及排列次序均与汉地相同，但没有十千，所以只单纯地呼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每轮转三周，便是一个月；每轮转三十周，便是一年，计三百六十日。三十周轮完后，另有五日不属于任何一周，称为过年日，彝人便在这五日中，由毕摩任择二日（各部落的日期不必一定），杀猪饮酒，亦如汉地之过新年。每隔两年，也把这过年日多加一天，这恰合闰年之数。据说，历法及十二支代表的日子，都是由毕摩来排定的。
江应樑的这段文字，记录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首先，他记录了十月太阳历最基本的特征：一年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
其次，他以学者的敏锐眼光发现了十月太阳历与现行的所有历法都不相同。
江应樑发现，十月太阳历在凉山地区是统一流行的，而非某一小区域，也非仅见于彝族的古籍中。同时，他对比了十月太阳历与当时凉山地区以外现行的历法，发现它“非阳历也非阴历”。对比1941年国内通行的历法：其中一种是传统农历，这是一种阴阳合历；另一种是辛亥革命之后通用至今的公历，这是一种太阳历。很显然，十月太阳历与它们都不相像。
同时他还记录了十月太阳历两个重要的特征：过年日和置闰。
江应樑注意到，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过完之后，一般有五天过年日，不属于任何一个月，五天中由毕摩任选两天来过年，这是十月太阳历一个重要的特征，人为选定过年日跟汉族的历法明显不同。同时他还注意到，在这种历法中，每隔两年增加一天过年日，其实就是三年一闰，这应该是之前的学者从来没有记录过的，同时也推翻了同时代一些学者所持的十月太阳历“不置闰”的观点。
1948年5月，江应樑的著作《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作为珠海大学“中国边疆研究室边疆丛书”之一种在广州出版。从此，十月太阳历隐藏千年的“秘密”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记者 蔡传兵)